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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代理的一个案子:帮人砍伐林木,一审认定为承揽关系,二审认定为雇佣关系(附二审代理词)

http://lawyerwen.blog.bodu.com    2011-6-24

 

我代理的案例:帮人砍伐林木,一审认定为承揽关系,二审认定为雇佣

 

                           桂林律师 文金发

 

孙某将一山杂木卖给同村的何国某,何国某找到了文某、何某、黄某、伍某等四人自带工具帮其砍树,约定按70元/立方支付报酬。

文某、何建某等四人砍树过程中,何建某被文某用油锯锯倒的树打中头部昏迷,被送入恭城县人民医院住院抢救,后于2010131转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1医院治疗,何建称何国某支付16200元后再也愿支付医药费(何国某开庭时否认垫付的事实),其余医疗费由何建某自付。

181医院出院诊断为:1、左侧额颞顶部慢性硬膜下血肿;2、左侧中枢性面瘫;3、左侧外展神经麻痹;4、左眼暴露性角膜溃疡。2010年南溪山医院门诊检查:双侧鼓膜(一);电测听力示:双侧全聋,声导抗:A型。经桂林市华源司法鉴定所鉴定,何建某人身损害双耳重度听觉障碍构成六级伤残,左侧轻度面瘫构成十级伤残。

何建某因伤住院共45天,共花费医药费22727.33元,后门诊治疗花费856.25元,何建某何建某一家四口人,其本人是主要劳动力,尚有二个女儿分别是七岁和二岁。

案发后,何国某否认与孙某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称只是受孙某委托帮叫人砍树;文某虽然认为虽然是其砍的树砸中何建致伤,但其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伤害,责任应由老板承担,三人之间互相推诿。

何建某通过网上咨询,决定委托笔者代理本案。笔者遂代理何建某以何国某、孙某、文某为共同被告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认为:何国某找到何建某及文某等四人帮其砍树,何建某等四人按何国某的要求砍树,并进行简单加工后运输至何国某指定地点,何国某按约定的计算方式向何建某等四人支付报酬,双方形成典型的雇佣关系。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被告何国某作为雇主,应当对何建某所从事雇佣工作所受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孙某为林木的所有权人,在无法查清其与何国某之间的关系时,应由二人承担连带责任;文某作为直接致害人,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何建某在诉状中要求三被告共同赔偿医药费(不含何国某垫付部分)、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被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伤残鉴定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计108136元。

一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孙某与何国某的买卖关系不成立,同时“推定何国某系与原告等四人发生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但是,在双方法律关系的认定上,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何国某追求的是一定范围内的杂木被砍伐、截断、并拖到路边这一特定的工作成果,原告等人提供的劳务仅是完成工作的手段;何国某与原告等人只是约定了报酬的标准,对于何时开始工作以及工作时间长短原告等人拥有完全的自主权,被告何国某并未限定工作时间,更无工作纪律方面的要求,双方地位平等,不存在人身控制、支配与从属关系;原告等人以自己的生产工具为被告何国某砍伐杂木,系其从事独立的依靠自身技能获取报酬的活动,而非被告何国均某项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因此,一审法院确认双方为承揽法律关系。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文某为侵权人,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何建某无过错不担责,孙某与损害无关,亦无需担责。并作出一审判决,由被告文某赔偿原告各项损失95529.58元。

一审判决虽然在赔偿数额上基本支持了原告的请求,但只要求文某赔偿损失,而文某的赔偿能力极为有限,将会导致原告难民实现自己的权利。原告经治疗、一审诉讼之后,经济已极度困难,遂找到文某,决定由文某提起上诉,双方在二审中一致主张与何国某系雇佣关系。

二审法院经审理,基本采纳本人代理意见中关于双方形成的是雇佣关系以及赔偿金额计算等内容,但在责任分担上二审法院认为,对于何健某的损失,何国某作为雇主,并且是本案的受益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并确定酌情承担60%的责任。何建某、文某作为雇员,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具有重大过失,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由文某承担20%的责任,何健某自己承担10%的责任。孙某将树林出卖给何国某,作为本案的受益人,酌情承担10%的责任。

二审法院最终确定的总损失为94362.38元,虽然也判决何健某自己承担了10%的责任,但因为判决由经济能力较强的何国某承担主要责任,在执行上比一审判决相对有保障,因此,当事人对二审判决表示很满意。

 

 

附:二审代理词

 

何健某与何国某、孙某、文某等人人身损害赔偿案二审

 

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本人受广西嘉宸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及何健某的委托,在本案中担任其诉讼代理人,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以下代理意见,供二审合议庭参考。

一、一审判决认定何健某、文某、伍某、黄某等四人与被上诉人何国某的关系是承揽关系明显错误,该四人与被上诉人何国某、孙某之间形成的是典型的雇佣关系。

首先,在一审庭审中,何国某以及孙某等二人均对雇佣关系不提出异议,何国某甚至在答辩中称“我是受孙某的口头委托帮他找人砍杂木,工钱是孙某付的,原告等人是与孙某而不是与我形成雇佣关系”,很显然,何健某等人一方与何国某、孙某之间是典型的雇佣关系,只是双方对雇主是谁持有异议而已。

第二,从主体来看,雇佣关系为一般民事关系,其主体没有特殊性要求,而承揽关系为商事关系,其主体一般为商事主体。对于主体的要求不同使雇佣关系区别于承揽关系。本案中,何健某与何国某均为普通民事主体,双方都不具有商事主体资格,不符合承揽关系的特征。

第三,从目的来看,雇佣的根本目的在于给付劳务,以劳务本身为其合同标的,若劳务供给仅为其他约定的附随义务或者为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则不成立雇佣合同。雇佣的这一特征使其区别买卖和承揽。买卖以转移标的所有权为目的,而承揽在于以交付劳动成果为目的,重在有形工作成果的完成,承揽人提供劳务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本案中,何健某等四人为何国某砍木材,提供的是砍木材的劳动,而不是木材本身。

 第四,从劳务的性质来看,雇员的劳务给付具有从属性,表现为雇员在劳动时应当服从雇主的安排、指挥和监督。而承揽关系中定做人与承揽人地位平等,承揽人对于其经营范围内的工作安排有完全的自主权,定做人无权干预。本案中,何健某等人在何处砍木材、砍到什么程度、运到何处堆放等等,均由何国某指定,受何国某的安排。

第五,从报酬给付来看,雇佣一般为继续性契约,而承揽则以一次给付为原则。承揽人如果已供给劳务,但工作未完成或者不符合要求,不得请求报酬,而雇员若已供给劳务,即使未达到雇主所期望的结果,雇主一般仍须支付雇员报酬,这是由雇佣须为有偿的特点所决定的,并使雇佣区别于代理和义务帮工。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具体报酬额计算或给付方式则属于雇佣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范畴,法律并不作干预,也就是说,双方约定的报酬额计算或给付方式并不影响法律对雇佣关系成立与否做出判断。

本案中,双方约定按每立方70元计算报酬,也是劳务报酬的计算方式之一种,即按工作量来计算报酬。一审中,双方都认可,何健某等四人为何国某、孙某等二人砍树半天,虽然没有全部砍完,但该二人仍向四人支付了100元工钱,一审判决回避了支付100元工钱的事实。

第六,从提供劳务的技术要求来看,雇佣关系对提供劳务者的技术一般没有特殊要求,所从事的工作技术含量不高;而承揽关系中,对承揽人的技术要求较高,一般是某方面有专业技能的人才可以从事,所承揽的工作有较高的技术含量。

第七,雇佣合同为诺成和不要式合同。雇佣合同的订立,只须双方就劳务内容与报酬意思表示一致即告成立和生效,无须采取书面形式,也无须经批准登记。承揽合同则大多为要式合同,对定作人与承揽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所出明确的约定,并就承揽和的工作成果有明确的技术要求。

第八,雇佣关系中,雇员不承担风险亦不享有超出劳务报酬的收益,其按议定的报酬计算方式获取报酬,不论工作成果最终在市场有的盈亏均有向雇主主张报酬的权利;而承揽关系的承揽人所获取的非劳务报酬,可能会有超出劳务很多的收益,也可能会导致收益低于劳务报酬,甚至会出现亏损。本案中,何健某等人与何国某约定的是按工作量取酬,最终不论何国某所购买的木材盈亏与否,均有向何国某索取约定报酬的权利,他们所获取的报酬早已确定,不会有多余收益,亦不会承担风险。事实上亦如此,在何健某出事之后,虽然工作尚未完成,但何国某仍按完成的工作量给提供劳务者支付了报酬。

第九,从审判实践来看,大量的类似案件,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亦认定为廖关系,其中包括《人民法院报》公布的案件,这些同类案件的审判案例,应当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综上分析,本案何健某等四人与何国某、孙某之间形成的是典型的雇佣关系,一审法院直接认定双方是承揽关系,显然是错误的。

二、被上诉人何国某、孙某应当与上诉人文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亦有类似规定。

本案中,何健某受雇佣为何国某砍木材,在从事雇佣活动的过程中受伤,依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之规定,何国某应对何健某所受到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何健某所砍伐的林木原为孙某所有,据其称已将该林木出卖给何国某,但在原告何健某受伤,何国某支付了部分医药费用拒绝再支付的时候,原告找到何国某,何国某却称是帮孙某打工,为此,两被告互相推诿责任,在其二人无法分清责任的情况下,依法应当对原告所受人身损害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被告文某,作为造成原告人身损害的直接责任人,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其又是何国某的雇员,根据法律规定,雇主应当对雇员从事雇佣关系造成他人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三、一审判决关于赔偿项目和金额的计算符合法律的规定。

何健某因此次事故受到人身损害,造成一处六级伤残、一处十级伤残,听力全无,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显而易见的,答辩人按受到的伤残等级相应的比例来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符合法律的规定。

答辩人在一审诉讼请求中,对医疗费的主张,明确注明“医药费7383.58元(不含被告何国某已垫付的16200元)”也就是,对该16200元医药费用,上诉人并没有再次提出主张,不存在“应当在赔偿时扣除”之说。

其他赔偿项目及计算依据,均可以在《侵权责任法》、《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及司法解释中找到依据,在一审《代理词》中亦作了详细阐述,因此,一审判决关于赔偿数额的计算,有明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该部分判决内容,应予以维护。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关于何健某、文某、伍某、黄某等四人与何国某、孙某等二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认定明显错误,并导致了在赔偿责任承担上的错误判决;一审判决关于赔偿项目及计算方式于法有据,于情合理。希望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作出公正的判决或者裁定。

    以上代理意见,恳请二审合议庭采纳。

 

                                   代理人:广西嘉宸律师事务所

 

                       

              文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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